友善，我们很需要
远房表嫂昨天出了车祸，现场很可怕，更可怕的是路人的反应。被撞人在车轮底下流血不止，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或者120，大家都在拿着手机拍照片上传网络。被撞人当场休克，醒来之后求着别人打电话，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流血太多了，时间太长了，生命很危险。事实上，表嫂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，流血还没有止住。祈祷她的平安。
肇事司机是杀手，冷漠的路人又何尝不是？要知道拿着手机拍照的都是年轻人，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才多少年的光景？看着活生生的人在眼前流血，只图看热闹，这是怎样的心态和怎样的人性？保护自己是必需的，然而这么多人能够相互作证清白的情况下，居然没有人拨打救命电话，细思极恐啊。
南非摄影师凯文·卡特凭借《秃鹫与小孩》照片获得1994年普利策奖。 “有时间拍照，为什么没时间救她？”“首先是人，然后才是记者。从道义层面上，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”，他受到大众的谴责。没有过多久，凯文·卡特自杀，终年33岁。他在临终遗言中说，“真的，真的对不起大家，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。”
鲁迅在《藤野先生》中交代了自己弃医从文，源于一段视频的冲击：“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：给俄国人做侦探，被日本军捕获，要枪毙了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；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。‘万岁!’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。这种欢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，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国来，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，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。”医术能救命，救不了国民精神。阿Q最后的枪毙，在同乡人的眼里，不过是看一段不算精彩的戏：“枪毙没有杀头好看，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好笑的死囚啊，游了那么久的街，竟没有唱一句戏：他们白跟一趟了。”看待同乡的结局就如同看待一场游戏，讨论着游戏的精彩与否，或许，这种看客心理只能到感同身受的时候才能改变。
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，我们喜欢用道德来规定人性。当代中国，人际交往范围和公共生活急剧扩展，市场经济发展迅速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元化，思维也多元化，于是鲁迅笔下的“看客们”又出现了，将“友善”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果真是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存在意义。
“仁者爱人”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圣贤如此教育我们，而我们似乎在长大过程中被世事牵绊而慢慢淡忘。南京“彭宇案”人性的阴暗面被扩大，道德倒退，然而，我们并不愿意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和助人为乐方面的恐惧症蔓延，我们向往的依然有“诗和远方”的美好未来，喜欢的依然是和平和谐的美好现在。我们渴望获得别人的友善，渴望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，我们需要身体力行而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别人。我们需要有点爱心，“友善”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嘴边，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，需要点点滴滴的积累。